张恒君子人格的永恒尺度在儒家文化手抄报中照耀社会
首先，先民对君子人格的锻造，从起初就极为重视“诚”这一尺度，宋儒更是将其提升至“本体”高度，重构“诚礼兼修”的君子修养。传统“诚”论所蕴含的求真务实、警醒慎动等修养要求，对于塑造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时代君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道德理想人格的“君子”，脱胎于西周作为身份地位的“君子”。春秋人格义君子的出现，既伴随着指称对象的转换——由上位阶层扩展至平民阶层，也蕴含着评价标准的迭变——由“因位而名”变为“因德而名”。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诚”凸显为君子人格的重要尺度。《大学》言：“君子必诚其意”，《中庸》言：“君子诚之为贵”。
思孟学派更是将“诚”提升至“天道”的高度，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成为天地化育的一种规律。在宋代，由于提出了“我欲仁，而仁不来”的问题，这使得人们更加强调了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因此，“诚”的观念变得尤其重要。
宋代士大夫如朱熹等，将伦理道德与哲学思想相结合，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内心深处寻找真实的情感和信念，即可达到真正的人生境界。而这种追求，是基于对生活现象的一种深刻理解，以及一种超越物质欲望、追求精神满足的心态。
因此，在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社会，都需要一种高尚的人格标准，如同古代儒家的教诲那样，以便能够引导我们的行为，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发展。此外，这一过程也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虚伪空谈是不被接受”的原则始终存在，而且对于维护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推动个人成长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